东亚朝贡体系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碰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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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不同的选择。17世纪中期，中国与欧洲各自重建秩序，明朝政府军、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与满清八旗军混战厮杀之际，缔造欧洲新秩序的“三十年战争”进入尾声。满清继承元、明秩序，与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因结构功能和目标都不相同，决定了双方今后三百年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的秩序重建从未突破“王朝战争框架”，只是治乱循环；同期欧洲社会的宗教战争、民族国家战争、殖民地战争及地缘冲突，不仅规模烈度空前，更超越王朝战争的内涵。

14、文明的渗透。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18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出台一系列限制中外交流的政策规定，体现出一定陈鼓的自卫内涵，主要目标是维护清朝落后的政治和思想统治。18世纪末开始，俄国传教士在北京活动，英国势力进入喜马拉雅山脉、广州和北京，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并向中国走私鸦片以弥补贸易赤字。清政府受狭隘的“天下秩序观念”影响，未能认识到西方对贸易的热衷程度以及自身的主动权。

15、观念的冲突。对英国扩大中英两国贸易的要求，清政府认为贸易是对于蛮夷的‘恩惠’，惯于用断绝朝贡贸易使蛮夷屈从于天朝的指示，因此断然拒绝。随后的鸦片战争和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从经济上、金融上、文化上，极大冲击清朝社会的稳定结构，加速中华秩序的崩溃。

16、鸦片战争的失败。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军事文明首次正面较量，也是朝贡贸易与西方自由贸易的冲突。在英国强大的武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开始被迫接受西方强加的贸易制度、国际法、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市场开发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人意识到西方列强并非寻常海盗，他们船坚炮利、自成一套迥异的文明体系。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不得不明文承诺：“嗣后各式公文，自不得提书‘夷’字。”中国从此诞生了“洋务”概念，而非“夷务”管理，开始学习推广西学，反映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明观和秩序观开始改变。

17、民族主义的觉醒。古代中国虽有‘华夷之辨’，却从未有‘汉族’的概念。平等世界秩序观确立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近现代国家概念的明确，而成熟的近现代民族观念则是现代国家诞生的前提。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后，中国自我认同的民族主义被激发，西方列强引起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革新自己的“天下观”，同时也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民族观”。朝贡体系解体，东亚条约体系取而代之。

18、游戏规则的改变。“天下-朝贡”秩序是一种基于威望的等级世界，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威望是这种国际秩序当中的关键要素。中国的世界秩序是其国内秩序的外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外交关系当中存在普遍的等级制与不平等。西方主导的近现代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权力的均势与等级世界，它首先建立在多元格局上的“均势”，其次这种均势并非稳态，充满均势被打破后的霸权争夺战。它是一种垂直状的等级体系，与中国式的水平式等级体系截然不同。这一点直到今天还不被大多数国人所认知。

19、西方世界秩序的本质。当代世界体系的核心是基于平等原则建立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体系，但它却是一个在平等原则掩护下的等级体系。联合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量为基础，是西方力量的外在制度性表达。当美国不能通过联合国强化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时，联合国对美国变得不重要。联合国体系之外，美国广泛建立多边与双边联盟体系，维护利益与强化力量。

20、文明与帝国。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后，国家之间的争端变得开始以理性化形式表达，国际法规、外交政策、科技成果，都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同时，民族国家具有先天性的价值便捷与价值双重标准的属性。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列强将征服目标指向欧洲之外，他们只是将自由、平等、权力等现代价值观局限于国家内部，在对亚非拉等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中，推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及种族等级思想。